日本动画人在讨论“中国美术电影动画”（左三为宫崎骏）1979年诞生的《哪吒闹海》是中国文革后第一部动画长片，同时又是新中国国庆35周年献礼片。那时的中国动画人经历了十年的压抑和禁锢，正需要一次爆发式的创作，也更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中国动画重返世界舞台。
（额……关于宫崎骏的联想，那真的仅仅是联想啦。证据？看到最后就明白。）
序
哪吒的形象源于佛典，盛于中华。经过历代各类文艺作品的不断演绎，小哪吒的形象也更趋于灵动丰满，直到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抛开艺术水准不论，每个“哪吒”都有着各自的时代感今天，哪吒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动漫明星，不同版本的哪吒形象和相关作品构筑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
动画影片《哪吒闹海》剧照《哪吒闹海》作为文革后的首部彩色动画长片，汇聚了当时上海美影厂最精锐的动画创作班底，邀请了大画家张仃担任总美术设计，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60分钟的手绘动画巨制。它不仅画面瑰丽、制作精良，在人物刻画、叙事节奏、视听语言上都有了极大发展，与《大闹天宫》堪称“中国手绘动画电影双壁”。
时过境迁，当年风华正茂的老一辈动画人已经两鬓如霜，中国美术电影的辉煌也与我们渐行渐远。在创作条件、审美特点、市场环境都已天翻地覆的今天，《哪吒闹海》为何还承载着几代的人的情感和记忆？当年的创作又能带给新一代动画人怎样的启迪和反思？
2014年接受过我们采访的《哪吒闹海》部分主创（已故导演王树忱、徐景达的家人接受了我们采访并提供了资料照片）让我们随着历史的见证者们推开那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吧。
历史学家戴维·麦克卡罗说过：“历史告诉我们来自何处,将走向何方。”
戛纳初体验
1980年戛纳电影节法文版《哪吒闹海》海报
1980年5月，由中影公司副经理胡健、演员唐国强等人组成的中国电影代表团赴法国参加第3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代表团团长正是《哪吒闹海》的编剧和导演——王树忱（王树忱以笔名“王往”署名编剧）。《哪吒闹海》作为第一部亮相戛纳的华语动画片被戛纳电影节选为正式参展影片，而原本有机会参与评奖的《哪吒闹海》却因为送交影片时的失误而与竞赛失之交臂。
1980年法国戛纳电影节期间，中国电影代表团与世界电影小姐一起留影（右二为王树忱）王树忱之子王一迁回忆道：“当时我父亲回来就说过这个事。我们第一次参加戛纳电影节，经验不足。报了名了，但交片的时候耽搁了，人家有截止期的，过了这个截止期交过去就不能参赛了。”不过，戛纳电影节组委会还是为《哪吒闹海》安排了放映会。“红色中国”带来的动画片究竟会是何面貌呢？想必国外的电影界同行们内心很是好奇。
2014年7月，上海，采访王树忱之子王一迁放映厅内的大银幕上，梅花鹿驮着小哪吒飞跃烟波浩渺的陈塘关，奔向一望无垠的天际时，《哪吒闹海》全片剧终。剧场内灯光乍亮，掌声雷动，浓烈的中国古典风情和荡气回肠的神话故事震撼了戛纳。“摄影机、照相机的镜头，一齐对准中国电影代表团。云集在法国戛纳的各国电影界名流齐向一位四方脸、中等个的中国人涌去，这个人就是王树忱”。
1980年，戛纳电影节《哪吒闹海》放映结束后 为弥补遗憾，戛纳电影节组委会为《哪吒闹海》设置了特别放映奖，在场的国外业界同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十余年来对中国动画乃至中国电影的成见，王树忱也为能够走出国门、沐浴世界电影的全新风潮而欢欣。
漫画作品《运“动”健将王树忱》 作者：马力在《哪吒闹海》中担任动画设计的陈光明与王树忱交情甚笃，王树忱对他来说更是亦师亦友的前辈。一谈起王树忱，他也总是难掩激动和自豪：“他参加过很多国外的电影节，片子得奖了，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那个时代一提到中国动画就会提到王树忱。后来意大利、英国、法国都请他做评委……说明在那个时代他的思想已经很能够和国际接轨了。”
陈光明在《哪吒闹海》中负责绘制大量包涵龙的镜头原画如今的《哪吒闹海》已被奉为经典，彪炳史册，可以说是无限风光。殊不知，这部影片的命运也果真像主人公“哪吒”的身世一样多舛。
中苏博弈的牺牲品
198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特伟受漫画大师手冢治虫邀请，携段孝萱、严定宪等美影动画人赴日本访问。同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片在日本进行了集中展映，《哪吒闹海》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其中的宠儿。
1981年，中国美术电影访日团与日本漫画界朋友合影（左一为手冢治虫，居中而坐者为特伟，右侧后排为段孝萱、严定宪）日本著名的《ANIMAGE》杂志对“中国美术电影动画”进行了专题报道，并邀请日本的动画界名家举行了讨论会。当时初露峥嵘的宫崎骏也对《哪吒闹海》表示了喜爱，并猜测影片可能在影射中国刚刚结束的“文革”。他说四海龙王可能指”四人帮”，而太乙真人暗指周总理。
1981年6月，《ANIMAGE》杂志对“中国美术电影动画”进行了专题报道，并邀请日本的动画界名家举行了讨论会那时的中国刚刚结束十年浩劫，文艺事业虽开始沐浴春光，但那段梦魇般的记忆仍然在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宫崎骏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也并不奇怪，后来也有不少媒体认为这是一部有着政治隐喻的影片，“记录了一个混乱时代的结束，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
这些观点的出现虽然情有可原，但实在是一种过度解读。当年的创作者们都表示这仅仅是个巧合，更重要的是《哪吒闹海》的剧本初稿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完成，并且曾经打算和苏联的莫斯科美术电影制片厂合作摄制。
1958年第10期《大众电影》第一次报道中苏合拍《哪吒闹海》事宜后来同样参与了《哪吒闹海》最终导演工作的严定宪说：“中国和苏联本来有个文化协定，电影方面的合作也就包括动画片，是最方便的。当时王树忱和胡进庆他们还到苏联去过一次，商定合作片定什么题材，《哪吒闹海》的剧本就是王树忱写的。”
上世纪50年代，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新星的新中国在各个领域都要向“苏联老大哥”看齐。而苏联的动画影片在国际影坛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的美术电影制片厂拥有优秀的创作人员和雄厚的资金，能够有机会和他们建立合作，中国的动画人当然求之不得。
苏联动画《贝佳和小红帽子》中的原画动作。早期的中国动画人将苏联动画作为主要学习对象，他们会将精彩镜头中的原动画摹写下来学习参考。胡进庆在采访中也对苏联动画人的精湛技艺表示叹服(选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内部原动画资料集》，空藏动漫资料馆 藏）1958年3月，上海美影厂派王树忱、何玉门、胡进庆赴莫斯科美术片厂洽谈合拍片的剧本、题材等事宜，而且带去了《哪吒闹海》的故事梗概。苏方对故事梗概表示出了兴趣，并当即将拍摄的剧本题材确定为《哪吒闹海》，同时确认由苏方的著名动画导演阿特曼诺夫和王树忱联合执导该片，由茹尔宾参与剧本改编。双方计划在中国完成影片筹备工作后，在莫斯科美术片厂进行绘制。
同年6月，阿特曼诺夫一行为《哪吒闹海》的筹备事宜赴中国考察，搜集了大量中国名山和古代建筑的照片，观赏了中国历代山水名画，并准备将京剧艺术融入动画人物的表演中去。当年《大众电影》杂志对此事进行了数次报道，阿特曼诺夫接受采访时也显得兴致勃勃、踌躇满志，看上去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
1958年3月，王树忱（后排左一）、何玉门、（后排右二）胡进庆（后排右一）在莫斯科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实则暗流涌动。据胡进庆回忆，中苏双方整个协商洽谈的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博弈，钱的问题首当其冲：“我们要他们派导演、派好的原画来，多出钱。他们呢，相反，（希望）少出钱，要我们出力气。”
其次，文化上的差异让苏联方面似乎一时很难理解中国神话的意境，中苏双方在创作理念的冲突也不小。胡进庆说：“整个的构思都是大问题，谈不拢。对影片的主线，起承转合的想法都不一样。”
阎善春在1978年参与了《哪吒闹海》最终的美术设计工作，他转述了一段有关中苏双方争执的内容：“苏联人看不上这个剧本，认为中国人讲迷信，死了又活了，活了又死了，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不是很理解。”
胡进庆的回忆也基本证实了这个说法，此外也提到了在影片美术风格上必然会产生的冲突：“我们是中国的民族风格，他一画变成苏联的洋风格了，这点我们不能接受的，王树忱也不会接受。”
青年时期的王树忱当时年仅27岁的王树忱已经有了近十年的动画从业经验，并且能书善画，喜爱剧作，开始准备独立执导影片。在创作方面，他也已经相当成熟并且一向很有主见。在有争执的情况下苏联方面傲慢的态度也让中国的同行们无法接受。“还（必须）要听他的，一副老大哥腔调，把我们看作小老弟”，胡进庆还清楚地记得：“每天晚上王树忱打电话给盛特伟请示，谈不拢。”
此外，中苏关系的恶化也直接导致了双方冲突的难以收场，也决定了合拍片《哪吒闹海》的流产的命运。投入巨大热情孕育了这个剧本的王树忱，自然是此时最失落的那个人。
此后，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让“哪吒”再生的机会。
这一等，就是二十年。
-未完待续-
记者、撰文\傅广超
资料图片提供\王一迁 胡进庆 段孝萱 阿麒麟
原创图片摄影\空藏kongzang
配图制作\赵强 傅广超
参考资料
1.《你好！中国美术电影动画》，《ANIMAGE》1981年6月。
2.《新中国美术电影的骄傲——<哪吒闹海>》,《王树忱绘画选》，2006年版，第59页。
3.《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哪吒闹海>》，《电影》2011年第5期副刊，第29页。
4.潘培元：《中苏首次合拍动画片<哪吒闹海>——与苏联导演阿特曼诺夫会见记》，《大众电影》1958年第15期，第24页。
下期预告：
·“哪吒”为何苦等20年才得以再“闹东海”？
·为什么说“白骨精”的下马才引来“哪吒”的复出？
·动画片《哪吒闹海》的制作班底到底有多强大？
本文经空藏动漫资料馆授权发布。
